等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到了1876年，其禁例就有30条之多，大到市政机构的构造，小到公众生活的琐细之事，无不有严格的规定，如不准随时随地倾倒垃圾，不得在公共场大声喧哗，甚至于不准倒提鸡鸭等等。联合工部局继续修订执行的租界时期制订的《各项捐照章程》和《违警章程》就是两项比较典型的管理法规。前者名为“捐照章程”实则涉及租界各业及交通工具的管理；后者更关涉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电石、脚踏车、地毯、牲畜、虐待牲畜、羽毛、救火章程、燃放爆竹、垃圾、违章拘人、淫秽招贴、火油、风筝、抽收厘捐、各种彩票、自来火、公廨章程、泥土、取厌于人、打样房照会、婚丧及赛会、告示、妓女、公家花园、抛球场、硝磺、悬挂招牌、开放汽馆（笛）、稻草等物、马路章程。如第八项“燃放爆竹”款规定：“居民无论在于马路僻径及公地均不准燃放爆竹，如欲燃放或于家中天井焚化冥镪，应预向警署领取执照，惟火铳或自燃之爆竹则一概禁用。”这些法规共同构成了法规体系，并有严格的罚则维护。随着上海的开发与繁荣，有关市政管理的法规日趋完善，涉及面愈来愈广。对于这些管理法规，上海人最初并不适应，违犯规定者很多，当时报纸上常有因违反规定而受罚的记载，甚至闹出许多笑话。但这些市政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很快就显现出来，法制化的管理方式，使上海市政景然有序，远不似其他城镇，甚至于原先脱离联合工部局单独管理的上海华界那样混乱和肮脏。于是，人们在对比中对这些市政规章制度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逐渐由拒斥而赞美而认同而接受。洁净与肮脏、混乱和秩序、文明与野蛮的反差是如此的鲜明，以致于对所有不甘蒙受落后、野蛮之羞的华人有识之士而言，无不带来莫大的感官冲击和心灵震撼，于是周边不少都市以至于城镇纷纷仿效上海的市政管理办法，进而大力向全国各地推进市政的近代化法制管理理念。

当然，接受法制管理对于长年散漫的华人，尤其是剽悍的北方华人而言，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得以成功的。类似法规在外地受到的抵触更为强烈，尤其是由于没有西方人士参与法制管理的区域，管理无力和徇私舞弊的恶疾使这些法规失去了应有的效用。即使在上海，向往着“遍地黄金”的外地农民，尤其是河北、山东一带因黄河水灾来沪的赤贫者，到了上海，发现自己的浑身力气无处可使，好的工作也被“洋鬼子”们占去，更有那些条条框框不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往地上吐口痰一泄心中吐不完的恶气、自然认为这些规定是洋人恶魔给堂堂大中华子民的枷锁。以这些省份前来的农民工为主，在1880年代末期，成立了一个地下秘密组织“神拳会”其习武练法强身为籍口，召集会员，一时响应者甚众“神拳会”迅速扩大，乃至有些现职社会党员都参与其中。他们暗以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为敌，屡次声称对上海向外商出售土地之行为是“卖国”向全国推广各项近代法规则为“欺压中国人民”他们先是伺机痛打外国人和接受外国文化，尤其是信仰基督教的“二鬼子”然后干些偷割电线、焚烧教堂、汽车、新式学校等破坏活动。最后在1894年7月21日“神拳会”骨干成员阎书勤、高元祥、姚文起和张凤姐等8人潜入上海李鸿章府邸丁香花园，在当晚举行的晚会上大打出手，联合工部局副总董霍利德（CecilHolliday）等6人当场殒命，还有包括应邀出席的财政部部长林锦丞、外籍军团司令罗歇里奥将军、前外交部长，上海都市开发咨询委员会理事长章德淳、上海警察总署署长彭天照等37人不同程度负伤。丁香花园事件轰动全国“神拳会”组织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开始效法滋事，当时的国家主席、社会党人张海强认为这是对党对国的威胁，于是宣布“神拳会”为邪教组织，进行了清除“大师兄”朱逢明逃到波斯继续活动。这个事件并没有妨碍上海的继续发展，相反有关当局的迅速反应倒是获得了投资界相当的同情，上海获得的投资在二十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又一次迎来了一个新**。

1901年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上海成了傲然成为了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与伦敦纽约鼎立全球，这年，上海获得了在1908年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机会，这是亚洲国家首次举办万国博览会，这不仅让上海，也让整个中国，甚至让高丽、安南、兰芳、琉球、缅甸等整个中国势力下的各国也兴奋异常。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这次盛会看作是展示当地风物千载难逢的机会。